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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杨绛以岁高龄去世，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而这些媒体的标题当中，不约而同地以“先生”来称呼杨绛。这不免引起读者的困惑。比如，有一位读者问：“你们为什么要叫杨绛‘先生’！她明明是女的！”这应该可以代表一部分读者的心声。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女性可以被称作先生？这里面有无规律可言？有哪些女性曾被称作先生？称女性为先生最早始于何时？

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

据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考证，将女性称为先生这一用法，大体上跟中国现代史同步。目前最为权威的文献,是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一封写于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信的抬头是“庆龄先生”，信中用了六次“先生”——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年)

另一封写于年6月19日，信的抬头仍是“庆龄先生”，“先生”出现了一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尹家民《共和国早春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华儿女》年第5期)

邢先生说，他小时候听大人们谈起，孙科称宋庆龄为“宋先生”，印象很深。如果情况属实，那么，称女性为“先生”这一用法,已有近百年历史。即使不是真的，从毛泽东年写信时算起，也有近八十年历史。事实上，这种用法相当普遍，除了毛泽东以及尚不确定的孙科，其他人也这样用过，共产党方面如周恩来（在邀请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的信中，称她为“宋先生”），国民党方面如沈醉（军统要员，在其《沈醉自述》中称宋庆龄为“宋先生”）。

许多与宋庆龄同时代的知名女性，也经常被称作先生，如何香凝（生于年）、许广平（生于年）、冰心（生于年）等。除此之外，稍事检索，我们会发现还有不少女性也常常被冠以“先生”的头衔，如冯沅君（生于年）、沈祖棻（生于年）、张充和（生于年）、谢希德（生于年）、周与良（生于年）等。

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被称作“先生”的女性，一般来说都有如下特征：

一、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如何香凝、宋庆龄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许广平是作家、社会活动家，冰心是儿童文学作家，冯沅君与沈祖棻都是作家、文学史家，张充和在诗词、昆曲、书法上有精深造诣，谢希德是物理学家，曾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周与良是微生物学家，创办了南开大学的微生物系。

二、享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社会威望，相应的，年纪也都比较大。从已有的例子来看，女性被称作“先生”之时，往往已到知天命之年。对年纪较轻的女性来说，“先生”这一称呼既轮不到自己，也是不需要的。

三、常常从事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工作。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称一位女老师蔡芸芝为“先生”，他解释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女老师也叫先生。在我的老家河南，那时都是这么称呼老师的，可以说是习惯吧。”邢福义先生也说，中国语言学界知名的女教授如王还、钱曾怡、葛本仪、王宁等，有时也会被称为“先生”。

至于为什么要称呼这些杰出女性为“先生”，大体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是语用层面的，用以表达说话者的敬仰敬重之情。“女士”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教授”、“校长”等显得一般化，而且太过侧重工作背景。像孙科称宋庆龄为“宋先生”,更是可以规避使用俗称带来的尴尬，因为辈分上宋庆龄是他的母亲，但是孙科却比宋庆龄大两岁。对孙科而言，“先生”无疑是对宋庆龄最为合适、得体的称呼。

第二个考量是社会层面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关于“先生”的第七个义项，说这是“文人学者的通称”，引用《文选》李善注“先生，学人之通称也”为例。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先生”这一称呼，往往是文化修养与学术地位的体现，其来有自，历史悠久。在男权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女性往往受到歧视和压迫，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机会较少，自然也就没有被称为“先生”的机会。如今社会日益进步，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知识女性层出不穷，那么，作为通称的“先生”向女性开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是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锺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的合影

杨绛最后一组散文发表于年10月15日，题目叫《忆孩时》。这一年她突然想到：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人，现在大概只有她一个了吧？

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见过五四运动现场的人了。而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更丰富厚实。她出生在清宣统三年，不仅见过北京大街上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举着小旗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也熟悉张勋复辟时空旷的北京街道，以及如何在噼噼啪啪的枪响中弯腰奔跑。少年时，她见过苏州杨宅前前后后的电灯同时点亮，又霎时变暗的情景；二战后，她见过父亲生前心爱的竹根雕陈抟老祖像，被陈列在上海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

此后的人生中，她还经历了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当硝烟散尽，她的作品重新出现在书店热销榜上的时候，读者已经把她视为旧时代大家闺秀的代表，钱锺书先生的夫人。

但在最初，还没有“杨绛”这个笔名的时候，籍贯江苏无锡的北京小妞杨季康是一个再新潮不过的女性。年7月17日，她的父亲、同盟会成员杨荫杭为女儿庆祝一周岁生日，认定“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因此杨绛的生日从来都只过阳历。

她生于清末。她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天！”

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女孩，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本，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装睡偷看修女姆姆头上戴几顶帽子。回老家无锡时，她的一身装扮引发当地的老少妇女涌上大街围观，乡亲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长大后，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

她始终与旧式妇女的柔顺挨不着边。上海沦陷时，杨绛经济困顿。但她宁愿当个代课的小学老师，也不愿应恩师的邀请去当中学校长。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点终身未改。

年出版的《杨绛全集》中收录了她的三封信，都写于年。一封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声明她和钱锺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封信写给文联领导，表示钱锺书不愿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她也不愿违背其遗愿给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写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在信中，杨绛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不赞同：“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杨绛一辈子没用文言文跟人通过信，毛笔字写得也很“笨滞”。要说她文字里为什么没有人们熟悉的“现代气息”，杨绛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锺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后来她曾经想过，要是按照钱家的规矩包办婚姻，她公公一准会给这个“痴气”的儿子找个严厉的媳妇，把他管得老老实实。

但她只想维持住丈夫的“痴气”。生孩子住院时，钱锺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手边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她后来说，钱锺书虽然爱学问，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来做学问。“他的志向虽然不大，却也不小了。”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在日据时，她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不相信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会被暴力毁于一旦。“抗日战争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很多年后，96岁的杨绛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写道，“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于是她在乱世里把自己管辖的厕所打扫得纤尘不染，也有人回忆说，一次批斗会上，面对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其他批斗对象都低头认罪，杨绛居然红着脸、抬着头说：“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她被剃了个“阴阳头”。钱锺书急得问“怎么办？”

“总有办法。”她连夜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

“‘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伤痕文学作家都在写他们怎么受苦，她就在受苦的过程中写到了怎么看那些人在不得不作态的情况下对他们提供的那一点点人性的温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在年读过《杨绛全集》后如是说。

他注意到，在杨绛笔下，许多被视为“祸端”的年轻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挟的“披着狼皮的羊”。她甚至在散文中感激这些“羊”替他们老夫妇打掩护，帮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

后来，她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当一个更热闹的时代来到杨绛身边时，满世界年轻人已经很少再能辨识出她的“新潮”了。

钱锺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人生的最后几年，杨绛回顾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忆过父亲，回忆过姑母，怎么没有回忆过母亲呢？母亲忠厚老实，一点儿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负她，她往往要好一阵才明白过来：“哦，他（或她）在笑我。”妈妈爱读小说，新小说旧小说都看，有时看得痴痴地笑。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在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就算到了岁以后，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书的习惯。有的书上还留着钱锺书曾经的折角、圈的点、画的勾，她跟着一一细读。

岁那年，杨绛读着一本满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时，爸爸牵着她的手，让她对客厅里一位说常州话的客人行个鞠躬礼，喊一声“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诉锺书，自己曾见过这位作者。

——读书，思考，写作，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辈子只做了那么一点事。一辈子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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