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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臣
摘自
《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杨绛传》
年6月,杨绛十七岁,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杨绛毕业之后,振华女校也搬迁了校址,新校舍位于原清代制造署所在地。杨绛等人也成了十全街振华女校的最后一班学生。无论今时,还是往日,从高中到大学,这几乎是每一个学生学业生涯的转捩点。
昔日,发生在振华女校的点滴依然历历在目。而今,已要告别。世间别离是寻常事,又总不大容易轻言忘记。哪怕是七十多年以后,杨绛仍然记得当初在振华女校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一次与章太炎的尴尬际会。,杨绛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文章。
壹
振华女校有个优良的传统,常常邀请知名学者来学校演讲。胡适、吴贻芳、贝时璋、美国教育家杜威夫人、法国孟纳博士、英国剑桥大学佛莱女士等人都曾先后来访。那一回,来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
童年杨绛顽皮,少年杨绛活泼,而高中时期的杨绛渐渐有了将来简静、娴雅的模样。杨绛的聪慧与才情,开始为同窗和师长所知,因此,章太炎前来谈掌故,杨绛便被学校选派至现场记录。此前,杨绛并无相似经历,因此不大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
章太炎讲学之地,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杨绛心想,记录现场无非是像课堂笔记一般,猜想不难,也就没做准备。临行之前,等候同去的大姐更衣耽误了些时间,抵达现场的时候,已是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地方也挤满了人,稍有空隙之处也被塞满小凳。
等杨绛穿过人群,终于在给她预留的位置坐定之后,她方才有些慌张。只见桌上一枚砚台、一支毛笔和一沓空白纸,原本杨绛就自觉书法不佳,如今看到身旁同样做演讲记录的师长早已奋笔疾书,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最艰难的是,等杨绛准备就绪提笔要写的时候,忽然发现,章太炎所讲,自己全然听不明白。
她不知道先生讲的是何时之事,也不知道谈的是何人所为。加上先生一口杭州官话,更是连只言片语也无法弄懂。以至于,来来回回,提笔又放下,放下再提笔,到头来却只字未写。只剩尴尬。她的异样渐渐惹来一些目光,最后杨绛无奈,索性放下纸笔,专心听讲。
当中细节,杨绛经年难忘。
她说:“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即便她一心一意,努力去听,也还是无法听懂一句。她说:“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在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以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贰
杨绛印象中,先生个子不高,脸廓狭长,那日身着半旧的藕色长衫,戴一副旧式眼镜。杨绛坐的地方离先生很近,她自然也在先生的视线之内。或许是因为自知尴尬的缘故,杨绛总觉得先生也在看自己。也是,她坐在笔录人员的位置,却只字未写盯着先生看,总是奇怪的。
她写道:“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一件浅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茫然无措的杨绛,既是在与自己的尴尬对峙,也是在与旁人的疑惑对峙。
整场讲座对杨绛来说,如坐针毡。“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她说。
叁
终于熬到讲座结束的时候,学校众人开始为接下来的招待会忙碌。也有人叮嘱杨绛别走,可她终是按捺不住心中惶恐,趁无人留意之时,跑得无影无踪。次日,还有报纸刊登了章太炎先生此次演讲的新闻,甚至提到了这个上台记录却一字未写的女学生。
事后,不少同学知道了真相,纷纷拿此事来打趣杨绛。其实,装装样子就好,可她就是做不到。杨绛倒很乐观,她说:“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也是杨绛天性诚恳,哪怕在尴尬中迎对质疑的目光,哪怕在羞愧中耳闻揶揄的声音,她也无法装模作样,无法混淆视听,无法弄虚作假。这是她一辈子始终学不会的事情;又或许,是她一辈子从来也不想学会的事情。回忆当年之事,已然身为文学泰斗的杨绛,对旧日的无知和窘迫,毫不掩饰。
以上文字选自王臣著《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杨绛传》,有删减。由北京紫图图书出品并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以上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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