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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中，导演分别选择了上海和深圳作为影片的书写空间，在这两座中国最具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城市里，底层人物身上的苍凉底色与都市的辉煌背景形成了鲜明反差；同时导演也将“为亲人挣救命钱”作为程勇和景浩两位主人公最初的行动动力，通过在两部影片中角色的互文完成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像表达，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关照。

(一)落魄与被迫

在文牧野的两部电影中，“落魄”是主角所共同面临的现实处境，一方面是需要钱为至亲做手术的急迫(《我不是药神》中是程勇的父亲患血管瘤，《奇迹·笨小孩》中是景浩的妹妹患先天性心脏病)，另一方面是被催交店面租金的窘迫———“钱”因此成了主人公具体而合理的难题。《我不是药神》一开场便将程勇落魄的中年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颓废、油腻、市侩、软弱，家庭和事业无一成功。

而《奇迹·笨小孩》中景浩也面临被迫休学、为妹治病、生活窘迫等落魄的处境，遭遇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残酷青春。那么如何推动影片的叙事？文牧野为人物选择了“被迫”出发的行动方式，程勇在拒绝吕受益送上门的生意后，紧接着其父亲病重急需手术费，他被迫铤而走险；景浩被医生催促一定要在八岁前完成妹妹的心脏病手术，时间和金钱成为命运为其设置的双重重压，毫无退路的他只能孤注一掷。

两部影片都设定高昂的手术费，将二人对“钱”的亟需进行合理化，共同加之于主人公身上的“被迫”作为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令观众更加直观地感知人物的困苦和无力。

(二)成功与幸福

两部影片的结局都聚焦在成功上。景浩用锲而不舍书写自己的成功，妹妹得以成功医治，助力伙伴们圆梦，实现自己事业理想的新高度，代表了一种奋斗式成功。

而程勇的成功从最初就埋下了隐患，带药的正义与否和人性善恶的矛盾使程勇的成功注定复杂。程勇最初斥责病人摘下口罩到结尾处病患主动摘口罩表达致敬，程勇此刻得以心理解脱和自我救赎，完成任务的另类成功。正如文牧野导演在采访中所言“这个电影写的是幸福，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面对困难的永不放弃”。

《奇迹·笨小孩》所追求的是一种美好的幸福，展现出向上拼搏的勇气和毅力，正如影片中“蚂蚁”这一意象多次出现，传递出“蚂蚁搬家”和“蚍蜉撼树”的精神，诉说着微小个体对于追求幸福的倔强；《我不是药神》亦展现出底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种有药吃的简单诉求背后更是对“生”的极度渴望，他们的幸福就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橘子”一样，酸涩且甘甜。

《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两部影片中对主角、配角、对立人物等人物的设置，以相似的手法有力地推进影片叙事以及多重主题的呈现，使得导演在创作中完成了一次角色的互文表达，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两部影片的题材并不相同，但共同展现出繁华都市中底层人民踔厉奋发的生活图景，进而表达出个体生存困境中依然可见的人性的美好和其对幸福的向往。文牧野导演以悲情底色杂糅喜剧元素的述说方式，为现实主义题材和商业类型影片的有机融合进行了有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