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医院病逝，享年岁。这位令人敬仰的老人，其实同河南有着很深的渊源，上世纪70年代，她和丈夫钱钟书在河南信阳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苦难岁月，留下了一段丰富多彩、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
杨绛在河南的20个月
年，适值杨绛先生岁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汇集杨绛先生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的《杨绛文集》。
值得注意的是，《杨绛文集》卷首冠以《作者自序》、简略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及《文集》的编选规则，而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则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它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
时话君发现，在“创作大事记”中，年至年，杨绛同河南密切相关。
大事记中这样记载：年11月11日，钟书作为“先遣队”下放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
年7月12日，我下放干校。
年4月4日，干校迁明港“师部”。12月7日，我在郑州治目疾，反致泪道堵塞，干校不准请病假，我请事假回京治目疾。12月24日，携女儿钱瑗同到明港探亲(女儿时单身，可享受探亲假)。钟书于我返北京期间哮喘病发，我与钱瑗到干校后方退烧，渐渐痊愈。
年，钱瑗与父母在干校同过元旦节，1月4日回北京。3月12日，钱钟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
寥寥数语，浓缩了杨绛在河南信阳整整20个月的别样生活。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挥之不去的记忆，最后呈现在她的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中。
被迫从京城来到信阳
年，钱钟书、杨绛作为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
年11月，年届花甲的钱钟书和红学大师俞平伯、诗人何其芳、戏剧专家吴晓铃等文学所成员，作为“先遣队”离开北京下放到河南罗山。不久，干校搬到息县东岳。年7月12日，杨绛也来到“五七”干校。这样，钱钟书、杨绛在此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苦难岁月，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夫妇恩爱、互帮互助、相依为命的佳话。
同一时期，他们俩和俞平伯、何其芳、沈从文、吴世昌、余冠英、吕叔湘、丁声树、胡绳、金岳霖、任继愈、孙冶方、顾准、吴敬琏等众多泰斗级人物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和朔风凛冽的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
相对于北京等大城市，息县东岳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钱钟书、杨绛来到这里，少了许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过得相对安定。钱钟书比较有能力，在“五七”干校期间他一次次“跳槽”，先后做过司炉工、保管员、邮递员、通讯员。杨绛参加过打井、养猪、种菜等工作。在打井劳动中，这些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可贵的互助精神，没有谁拈轻怕重，斤斤计较。他们互相照顾，并肩携手，以苦为乐。
创作散文集《干校六记》
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杨绛夫妇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被“解放”出来，离开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北京。
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年，钱钟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管锥编》初稿，此后又陆续修改。
杨绛曾经说过，“五七”干校的岁月是她和钱钟书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息县东岳“五七”干校为钱钟书、杨绛夫妇留下了一段丰富多彩、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
年，杨绛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该作品曾获年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反响强烈、影响巨大。这本散文集，为人们保存了关于“文革”期间干校“内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关于大动乱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态的可贵资料，让后世看到了十年动乱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命运和豁达胸襟。
《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六篇散文组成，文字质朴无华而富有表现力，文笔细腻委婉，语言诙谐幽默，字里行间蕴涵着诗情哲理，给人以启迪和鼓舞，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
把脚踩进污泥，只觉得滑腻
在信阳的20个月内，杨绛和钱钟书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惨淡的人生境遇，活出了别样的精彩。
杨绛在《凿井记劳》一文中，记录了当时挖井的过程和感受：挖井一开始是干土，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请来两位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
杨绛干的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
井打好的那天，杨绛还特意打来一瓶烧酒，买来一斤块糖，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共庆胜利，这就是他们的“庆功宴”。
至今，杨绛参与打的那口水井还在为当地群众服务。
同样在这本书中，杨绛还记述了她与息县东岳农民之间的情谊。
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
当然，在《干校六记》中，杨绛用更多的文字记述她和钱钟书的恩爱之情。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杨绛在文章中说，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看她，而杨绛每次都要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很多下干校的人见过这对老夫妇菜园相会的场景。在杨绛看来，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的“情人私会后花园”。
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钟书，也要冒危险。
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钟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钟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钟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
还有一次过年，钱钟书来杨绛这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送他。因为怕钱钟书近视眼，雪后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
这时天已黑，杨绛一离开宿舍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打开手电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忆方向，大着胆子在荒郊野外、树林中、田地里摸黑向前，途中还摔进了沟里，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终安全返回。
她的作品，酸楚中带着哲理
说起杨绛，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长何弘说，他曾经详细阅读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作品，这些作品，酸楚中带着哲理，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精神境界，令人掩卷深思。
何弘说，《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
他们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泰然处之，从未因艰苦的生活而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欲望。他们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田间劳动的同时，进行着各种思考和创作积淀，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如果说“坚强”构成了杨绛生命的支撑点的话，那么“豁达”则是她对命运不作逃遁的外在表现。何弘说，杨绛在磨难中直面人生，豁达乐观的精神足以让人仰视。也正是这种精神，才成就杨绛先生的作品和她的长寿。
杨绛晚年经常引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就准备走了。”
如今，杨绛走了，“我们仨”终于在天堂相会。
七玄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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