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钱钟书与杨绛在赴英国留学的船上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人，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xx（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二三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佣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小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完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找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①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②。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儿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敌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甚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预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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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必，《剥削世家》和《名利场》（人民文学）的译者。
②杨寿康，曾翻译法国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义》（商务，一九四○）
父亲曾花一笔钱卖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人？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钟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在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六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市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人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二的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坚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搞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网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大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看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扩，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扩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客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钟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钟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此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XX”。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甲，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续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释面》、《释笑》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钟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附］补塘兄挽词五首
同学小弟侯士绾皋生
华年卓荦笑拘虚，两渡沧瀛穷地舆。返国久亲三尺法，闭门更读五车书。养疴暂止悬河口，投老欣逢滨海居。四十年来各奔走，幸今略补旧交疏。
扰扰粗才窥管天，纷纷俗子耘心田。心期独洽刘原父，腹笥交推边孝先。大小钟鸣随杵叩，浅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绝业今谁继，俯仰乾坤一泫然。
谁省人间万窍号，权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韵寻源远，神瞽调音造诣高。早岁准绳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诗骚（兄著《诗骚声势》特刊）。太玄传后差堪必，心力宁为覆瓿劳。
六书原委极钻磨，愧我青编轻读过。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岳哭东坡。茅亭质证成陈迹，水榭追随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于君独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阶平，旧学商量娱此生。市月偶逢生鄙吝，踵门一见说归程。方夸元亮幽居乐，遂听彦龙蒿里声。任时不堪思惜别，悲怀未叙泪先倾。
补塘兄深于说文音韵之学，余与在大兴公园晤谈最多，四五年如一日。余尝为言我国语言文学音节之美，实在双声叠韵，而善于运用者，莫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惜昭明寡识，《文选》失收，兄谓《诗经》一书。实为古时音韵谱，节奏尤美，殆均经瞽矇审定，所用双声叠韵，配列甚匀，多为对偶，如周南《葛罩》二章之崔鬼虺聩，三章之高冈玄黄，尤为显著。尝推本许氏《说文》声母通假，求得同声同韵之字，视前为多，再依据孔广森阴阳声对转之说，求得对转通韵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颂《清庙》，历来音韵家称为无韵者，均能有韵。兹正将《诗经》逐字逐句加注音韵，颇多创获。予谓兄言诗之成韵不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风《下泉》前三章之彼我两字，早经揭示，又各章往往仅有少数换韵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虽不在一章，亦自然成的，如周南《樛木》三章，仅有首章之累绥、次章之荒将、三章之萦成换字换韵，其余字句皆同，皆应成韵。余藏丁以此著《毛诗正韵》，照此求韵，所得较前人大为增多。见亟索现，旋为余言丁书甚精辟，大堪参究，尤嘉其遇不得解处能虚怀阙疑，惟不知采用阴阳声对转之说，致所收成韵之字仍多遗漏。后为余言《诗经音韵》已注就，并草成几例，又以屈子《离骚》音调差堪比美，亦为加注如前，盖历久而两书始成，合名之日《诗骚声势》，①……据称系用铅笔缮写，仍时加校正……此书稿本似应在苏寓……望善为保存，将来设法刊行，以传绝学……又余曾见兄署名“老圃”在《新闻报》登载《释面》、《释笑》、《自称》三篇，文字证引既博，树义亦精，不知关于此类著述以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论丛等书，以广其传，实为余区鼬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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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父亲后来改为《诗骚体韵》。
完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