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是《我们仨》。

《我们仨》

作者：杨绛

年5月25日，著名学者、翻译家杨绛先生去世，享年岁。在她逝世当日，多家报刊、杂志以及网络自媒体等都发表了怀念文章，感叹一代知识分子的陨落。

甚至有评论者将其称为“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杨绛先生是否是“最后的”，不可轻下结论，但“知识分子”的头衔是实至名归的。

不像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样浪漫，不似徐志摩和陆小曼那般复杂，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婚姻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温暖。他们在清华园春风十里的时候相遇，育有一女，携手相伴了一生。

书稿没有能够像当初设想的那样由三人各写一部分，而是像杨先生在书稿中写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尽管如此，董秀玉还是希望通过细节，尽可能将一家三口相互温暖的珍贵情感传递给读者，编辑工作始终贯彻了“我们仨”的这个主题。照片以夫妻和女儿的三人合照为重点选择。和钱钟书先生一家认识这么久，董秀玉知道杨先生的头发一直是钱先生帮她理，于是挑了在家中理发的那张照片放进去。她在书稿末尾增加了附录部分，从杨先生提供的日常家信中选了几封，还有钱瑗病重时写给父亲的信，杨先生给女儿写的便条，钱瑗为父亲画的生活小像。钱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五篇小文，杨先生亲自选定了其中三篇，也一并收进附录。

董秀玉请来香港著名装帧设计师陆智昌负责整本书的设计。他对人说，看完书稿之后，眼前总是浮现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坐在三里河洒满了阳光的床边，写下一份至情至性的回忆。他对这本书的设计原则，是装帧尽量不“打搅”老人的平静，要像老人的文字一样节制、干净，而过往那些显得理所当然的设计元素，在这本书面前都似乎变成了不可忍受的噪音，被他一一舍弃。于是在三联书店的架上，读者看到了这样一本素朴的书。

董秀玉记得，这本书反复三次才定下最后版式。“读完原稿，我问有没有照片，杨先生当时就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找出来给我。我翻看每一张珍贵的照片，觉得自己面前是一堆宝藏。”她考虑过尽量多用照片，做成图文书的样子，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她记得自己拿到书稿后是一口气看下来的，中间根本不想放下，所以也不能让读者的阅读情感被图片打断。如果采用大量照片，文图相混，会破坏文字所表述的情感。他们讨论后，确定把照片放在几个章节之间的地方，数量也减下来，“拿掉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大家都觉得可惜，但装帧设计必须服务于内容，必须做减法。”

改了这版，再看，还是不太对，因为有一辑照片用彩色，和整本书稿的文字氛围不符。于是改用双色印刷，将照片全部做成棕色调，又请杨绛先生为每幅照片配写了图注。

这版出来后，董秀玉端详再三，瞬间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把全部图注都处理成手写体，会不会更有味道呢？她去和杨先生商量，先生赞同，并说原来的图注写得潦草，直接印到书上不好看，回去又认真誊写了一遍。

还有一个问题：封面放不放照片？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保持它的朴素和单纯，采用日本浅棕色条纹纸，不加任何图案或照片，封面上出现的只有代表“我们仨”的三个单词——“Mom，Pop，圆O”以及杨先生手书的“我们仨”。

“书是为了读的，装帧的作用在于突出和强化作者原意，哪怕一本很小的书，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内容的氛围配合。杨先生这本书，文字是淡的基调，一点点忧伤，里面又有一点点温馨，装帧过程中所做的三版改动，为的都是让形式能与内容同一。”董秀玉说，把人文的精神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就可以把书做好。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杨先生提供的照片已经足够编一本图文书，以此提高定价不是不可以。但作为编辑，董秀玉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钱先生一家严谨的治学精神、温暖的亲情故事和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最终全书只选了少量照片，采用双色制作和印刷。第一版的平装本定价仅18.8元。

◇《我们仨》成了年读书界的热点◇

年夏初，SARS疫情爆发。本来计划在5月和读者见面的《我们仨》，出版时间推迟到了7月。

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一向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不同意为书做宣传，觉得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杨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采访，三联也不要在媒体上谈这本书。我问，要是人家自己写了书评怎么办？杨先生答我：人家说就管不了了。”董秀玉有点发愁：书出了，不声不响行不通，可又不能违背杨先生的心意。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帮了董秀玉的忙。“书出来后，三联书店给人寄赠过一些样书，其中有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女士，那会儿她负责制作一档经济对话节目。有一天，王利芬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看了，特别感动，想给它做一期访谈。我们尊重杨先生的意见，只是请了钱瑗在北师大的学生和同事友好，还有几个老同学，谈论他们眼里的钱瑗和她父母。大约是年底，节目播出了，反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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